几个月以来的 Covid-19（新冠病毒）疫情使全世界人们的生活、娱乐和工作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其中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就是使用手机应用来帮助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不管这个 手机应用叫做健康码，还是叫做随申码，或者叫做入园码，它的目的都是通过搜集人们的旅 行信息、健康信息以及和新冠病人的接触史来帮助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

如果一个人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那么其密切接触者，包括所乘坐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同 车或同机乘客，都会被通知到；如果必要，还需要采取自我隔离等措施对可能的病毒传播进 行阻断。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这些措施可以降低病毒感染率的假设和好意。

在某些国家，人们必须使用此类应用。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健康数据和医疗记录一直是隐私 级别非常高的个人数据，一时间五花八门的各类手机应用借着新冠病毒的名义开始获取大量 个人健康数据，我们的数据谁来保护？我们能够相信这些应用吗？我们能够相信这些软件吗？

软件无处不在。我们能够相信哪些软件？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数据弥足珍贵。我们如何保护个人数据？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回到过去看一下计算机软件的发展历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计算机发展的初期，当时并没有通用的计算机硬件平台，可以组装的计 算机也非常有限。当你购买了一台计算机（当然是大公司和非常有钱的发烧友）后，软件及 其源代码都是免费可得的。如果你在朋友哪里看到一个软件，觉得有用，你可以直接向她要 这个软件。朋友也会毫不犹豫地把源代码给你。当时的时代就是自由软件的时代，因为当时 的软件都给予其用户四项基本自由：

1. 按自己的意愿自由运行程序
2. 按自己的意愿复制和分发程序
3. 按自己的意愿学习和修改程序
4. 按自己的意愿复制和分发修改版的程序

到了七十年代，风云突变——计算机硬件变得统一了，软件的价值突然提升了，软件商品化了。 你不但不能随意获得软件的源代码，你甚至都不能把软件拷贝给朋友了。因为这些软件不再 是自由软件，它们是专有软件——具有不能随意复制的专有许可证。

与此同时，Richard Stallman 等自由软件先驱看到专有软件对用户自由的侵害，发起了轰 轰烈烈的自由软件运动。其结果就是今天我们拥有了完全自由的计算机系统 GNU 和蓬勃发 展的自由软件社区。今天，无论你想使用软件完成什么任务，你总是可以找到相应的自由软 件来实施。如果自由软件有什么不足的话，你也总可以找到人学习其源代码，帮你改进。其 后，你也可以把修改版发布出来，让整个自由软件社区受益。

至此，我们已经能够回答第一个问题：自由软件是我们能够相信的软件。实际上，欧洲自由 软件基金会（FSFE）已经要求新冠病毒的追踪软件必须按照自由软件许可证发布。因为只有 自由软件许可证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追踪软件的版权问题，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合作开发， 才能在全球范围内保护用户的软件自由。

尼德兰国会已经发表公开信承诺国家采购的软件默认使用自由软件许可证——公众资金，公众 软件。印度、韩国、日本、美国纽约等国家和城市的新冠病毒追踪软件都使用自由软件许可 证，人人可以在 github 上跟踪其项目。因此可以说，大家对在新冠病毒追踪这件事情上使 用自由软件还是非常认同的。

但是，今天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人类的未来不仅仅只在于软件，人类的未来在于软件加数据。 因为软件加上数据就可以预测未来，就可以左右未来，就可以向你销售未来——未来就可以商 品化。这就是数据的价值所在，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你去过哪里？你和谁见面了？你做了什么？你买了什么？你经常访问哪些网络？这些数据已 经被许多公司采集，已经被集中处理。它们最终都将变现：你的下一个目的会被预测，你的 下一个会面者会被追踪，你的下一个购买物品会被广告推送，你要阅读的下一篇文章会被置 顶。总之，你的未来会被规划，会被商品化。

我们怎样来面对这样的变化，如何应对这样的未来？如何保护个人数据只是其中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面对的还有群体数据。欧盟提出的 GDPR 是针对数据保护的重要法律，但是实施还 远远不够。或许答案还在于保护用户的软件自由——让软件透明，让软件架构去中心化，让数 据采集最小化。

现在，我们还没有针对第二个问题的确切答案。然而，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将来被商业化，所 以当你打开一个应用，你首先要问一个问题：这个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尊重用户的自由呢？

请使用自由软件，并随时保护个人数据。